相传清代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因两家宅地都是祖上基业，时间又久远，对于宅界谁也不肯相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肯相让一丝一毫。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又因双方都是官位显赫、名门望族，县官也不敢轻易了断。于是张家人千里传书到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张英收书后批诗一首寄回老家：“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见状也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从而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著名巷子。虽然此巷长仅100米、宽只有2米，但其传递的忍让与宽容却足以让今天的人民也汗颜。建国后，毛主席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经讲到这个故事，用来表达两国之间的事宜应该谦让、平等.

      张英的宽容旷达让六尺巷的故事被广泛传诵，至今依然带给人不尽的思索与启示。

修身为先 大度做人

      让人三尺又何妨，失三尺之地，换万世流芳。张英的谦逊礼让，不仅成为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典范，更是中华民族礼仁为美、和谐理念的充分体现。六尺巷虽不足200米，但是文化内涵却远非四五分钟距离所能承载的。几百年后的今天，当一些人争长论短、追名逐利、争权夺势，在虚假的寒暄中，掩藏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的时候，六尺巷带来的是触及灵魂、发人深省的人生思索，是在世事纷争中归于宁静与平和的精神净化。让一点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张英的其言其行蕴含着中华传统包容万物、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更体现出为官者德治礼序、崇德重礼的文化精华。做官先做人，做人先修身，这便是一代儒臣风范的体现。

治国辅政 清廉为官

      自古至今，人们最注重的就是为官者德才兼备。清朝马其昶所著的《桐城耆旧传》中这样描绘张英：三藩叛乱时，“一时典诰之文，皆出公手”。张英历任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治国辅政，才学出众，被世人称誉。作为封建官吏能将权力用于社稷而不肥一家之私，确实难能可贵。张英身为一朝宰辅，却不恃权压邻，律己从严、舍利求义，权不为己所用，身以德服天下，而现今社会一些官员公然违规违法、以权谋私，置社会的道德法律于不顾，可谓相形见绌。我们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既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又应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要始终心存敬畏、慎独慎微，才能无愧于心，不辱使命。

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

      在张英写给家人的《聪训斋语》中的《立品篇》中专门有一节说“能容让”，其中写道：“欲行忍让之道，先须从小事做起。”张英的谦逊宽容也在教化后人秉礼处世，清廉为官。据《桐城县志》记载，张英次子张廷玉为康熙朝进士，居官五十多年，历康、雍、乾三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军机大臣，乾隆朝晋三等伯、加太保。张廷玉长子和次子亦官至内阁学士，四子官拜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家学渊源，善益子孙。父子宰相为官清正，心系百姓，堪称典范，应说是得益于张英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得益于淡泊致远、克己清廉的家风，得益于“六尺巷”。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华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家国思想、家国情怀，六尺巷的故事彰显了儒家修身、齐家、仁者爱人的博大内涵，更在为官修德方面，留下了最好的文化传承遗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知古鉴今，为政以德，正心修身，讲规矩、守戒律；从近两年被查处的一些领导干部案例中，我们也常常发现官员道德败坏的例子，在通报违法乱纪官员生活作风问题时，“道德败坏”、“严重道德败坏”、“生活腐化”、“生活糜烂”、“包养情妇”、“与他人通奸”、“权色交易”不断引爆媒体与公众的眼球。不论是官员的道德败坏，还是干部辱骂“看门狗”，以及老人跌倒扶不扶，甚至唯利唯己、拜金主义、攀比啃老等社会现象，都在拷问着当下社会的道德沦丧、价值观错乱问题，追根溯源，是这个社会已忘记、远离了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仁、智、义、礼、信，温、良、恭、俭、让。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同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我们的国情与文化基因决定的，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仅仅依靠法律底线去约束人的言行那将是极其危险的，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订和执行的，即法治终究离不开人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更多强调的正是以德治来约束民众行为底线。

      而“六尺巷”的故事能更好地启示我们：依法治国固然重要，社会德治同样更重要，“修己达人，兼济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恭谦礼让正应该时刻常驻每个人的灵魂世界，成为依法治国的重要补充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作者：额敏一家人 转自网络）